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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茶文化(元茶是什么)

admin3个月前93

兰膏飘香满皇都

公元1219年,大元皇帝忽必烈统一中国,营造了融合北部的蒙古、契丹、女真和高丽人,西部的畏兀儿(维吾尔)、钦察(突厥)、康里(高车)、唐兀(西夏)和回回(阿拉伯)人,南部的白(白族)、罗罗(彝)、百夷(傣)、僮、黎、㑤、摇,徭和吐蕃人,加上中原的汉人等共同生活的大帝国。

元朝存在等级歧视制度。为了建立一种统治秩序,维持社会阶层的稳定,适应多民族统治的状况,基本依照民族成份与被征服先后,将全国居民区列为四级,即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。

忽必烈做了皇帝,建立军功的各族贵族成为各级统治者。少数民族的地位陡然上升,西北人民纷纷向中原东移、南迁,由草原走进城市,游牧改为定居。各族杂处,京城大都“负载日呼叫,百种闻异音”。据统计,当时居住在江苏镇江的蒙古、畏兀儿、回回等人达3845户;广州地区亦有550户。

相当规模的各族杂居局面形成后,给文化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【感兴趣可以自己查】

元代饮茶之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不仅有“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民谚,亦有“早晨起来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唱词。

据《元史·食货志》记载,元代有专门经营茶的商户——茶户,国家设有专门管理茶的机构——榷茶都转运司等,商贩销运茶时要购买凭证——茶引,小商户卖茶的时候要有官方发的照帖——茶由。

在茶文化方面,承继两宋、辽、金三代,以点茶法逐渐被散茶取代 不过,由于朝廷贡茶未废团饼,抹茶法在上层社会仍有一定的存在空间,因此,一些前朝茶具依然在使用之中。

取而代之的是散茶 散茶出现之后,迅速在平民中普及开来,并且出现了泡茶的方式,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。发展至明代,泡茶成为重要的饮茶方式。

民间元朝人饮茶时,还常佐以饭食、酒、瓜果等茶点,这在很多诗句中都可以看到。

元好问《野谷道中有怀昭禅师》有云:“广汤翻豆饼银丝滑,油点茶心雪蘂香。”

杨允孚在《滦京杂咏一百首》中写道:“营盘风软净无沙,乳饼羊酥当啜茶。”

元朝在吸收中原原有的一些制茶方式后,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,还形成不少具有蒙古特色的茶饮品。

元代忽思慧在《饮膳正要》中就提到了元朝人饮用的传统的和新发展的茶品种,有玉磨茶、紫笋雀舌茶、川茶、藤茶、香茶、兰膏、西番茶等几十种茶叶。

此外,还有几种加了特殊佐料的茶特别受欢迎,如:炒茶、兰膏、酥签。这三者虽然制作方法有所不同,但都加入了酥油。

元杂剧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中,茶坊经营的饮料中就有酥签这种茶,顾客喝了以后说道:“你这茶里面无有真酥。”

这种茶饮既可饮用,又可食用,不仅受到蒙古贵族的欢迎,而且还流传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,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元代茶文化。

但由于元代是一个短暂王朝,较之于辽、金,蒙古人建立的元代政权对中原汉文化吸收并不多,相对较为落后,致使元代文化发展的空间不大。

首先,各民族的风俗、文化有了充分展示和交流的机会。汉人虽然地位低下,但以仁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具有亲和各族文化的优长,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亦有开放性的特点,各民族风情杂糅,艺文互见,取长补短

特色鲜明的元代药茶文化

据史载,北方游牧民族喜爱饮茶,养成嗜茶的习惯由来已久,因而有言“宁可一日无食,不可一日无茶”。此外,元代中期诗人马祖常有诗云:“太官汤羊厌肥腻,玉瓯初进江南茶。”皇帝在饱食鲜美肥腻的羊肉后,已习惯饮茶以促进消化。朝廷内还设有专门官员,掌管内廷茶叶的供需消费。此时元代的茶叶加工较前朝有一个尤为突出的就是药茶的加工,其种类较之唐宋而言,有了突破性的进步,形成了一种贵族享用式的药茶煎汤,造就了不同以往的药茶文化。

药茶方剂文化

蒙古族入主中原后,吸收汉族某些的饮茶方式,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文化特点,形成了较前代更为新颖的宫廷御用茶药膳。比如药茶,这在元代药膳御医忽思慧所撰《饮膳正要》中记载了枸杞茶的制法、用法和禁忌:“枸杞五斗,水淘洗净,去浮麦,焙干,用白布筒净,去蒂萼、黑色,选拣红熟者,先用雀舌茶展溲碾子,茶芽不用,次碾枸杞为细末。每日空心用,匙头,入酥油搅匀,温酒调下,白汤亦可。忌与酪同食。”香茶的制法:“白茶(一袋),龙脑成片者(三钱),百药煎(半钱),麝香(二钱),上件同研细,用香粳米熬成粥,和成剂,印作饼。”[2]此外还有玉磨茶、范殿帅茶、紫笋雀舌茶、女须儿茶、西番茶、清茶、炒茶、兰膏茶、酥签茶、建汤茶、香茶等药茶的制法,兹不赘述。

“凡诸茶,味甘苦微寒,无毒。去痰热,止渴,利小便,消食下气,清神少睡。”

可见,上述几种茶,均有止渴祛痰,通便,消食解气,令人清神少睡的药效。制作这些茶所使用的枸杞、麝香、龙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药品,具有通关理气的作用,枸杞也有滋肾补肝的作用。此外还有王好古编著的《汤液本草》中记载:“茗苦茶,气微寒,味苦、甘,无毒。入手足厥阴经,清头目……苦以泄之,其体下行,如何是清目。”讲的是茶具有清利头目、消暑解渴的药效。

对于药茶,王旭《枸杞茶》诗云:“为爱仙岩夜吠灵,故将服食助长生。和霜捣作丹砂屑,入水煎成沆瀣羹。颊舌留甘无俗味,旗枪通谱亦虚名。臞儒要炼飞升骨,莫厌秋风古废城。”

写的是他在古废城(古西夏城),捣枸杞和茶煎汤,饮之齿颊留香,忘却古废城的秋风,获得肌骨通清的享受。

最有名的还有关于芍药茶的记载,芍药茶为塞北特产,将芍药芽叶晒干后用来泡茶,此有袁桷《途中竹枝词——次韵继学》诗云:“山后天寒不识花,家家高晒芍药芽。南客初来未谙俗,下马入门犹索茶。”

由《饮膳正要》可知,“膳”字一词乃古代达官贵人所用,再从药品的珍贵程度可看出这种饮药茶方式是唯特权阶层所享受的,普通百姓恐难享用,从而造就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元代药茶文化。

腊(蜡)茶文化

“腊茶”又名团、饼茶,被当作贡茶。其中的“腊”字,取早春之义。因为茶汁泛乳色,与溶蜡相似,所以也称之为“蜡茶”。腊茶在陆羽《茶经》中有所记载,到了宋代,关于腊茶的记载,有欧阳修《归田录》:“腊茶出于剑、建,草茶盛于两浙。”沈括《梦溪笔谈·药议》:“如腊茶之有滴乳、白乳之品,岂可各是一物?”刘克庄《浪淘沙·茶词》:“老去淡生涯,虚掷年华,腊茶盂子太清些。”可见腊茶在元代前就有了,在元代时成为了主要茶类。

据元代王祯《农书》记载:“蜡茶最贵,而制作亦不凡:择上等嫩芽,细碾,入罗,杂脑子诸香膏油,调齐如法,印作饼子。制样任巧,候干,仍以香膏油润饰之。其制有大小龙团,带胯之异,此品惟充贡献,民间罕见之……间有他造者,色香味俱不及腊茶。”[1]可见腊茶之色香味及其制作工艺尤为罕见。另在书中载:“茶之用有三:曰茗茶,曰末茶,曰蜡茶。凡茗煎者择嫩芽,先以汤泡去熏气,以汤煎饮之。今南方多效此。”由此可知,当时的茶类有茗茶、末茶、腊茶三种,而腊茶已是皇亲国戚等贵族享用的贡品,制作方式较为复杂。据吕老维新考证,这种腊茶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,属于药茶文化范畴,对于长期食肉的马背民族有解腻的消食功效,适合游牧民族饮用。

明人撰修《元史·食货志》时说:“至顺之后,无籍可考。他如范殿帅茶、西番大叶茶、建宁胯茶,亦无从知其始末,故皆不著。”[1]。有关茶文化的内容散见于各类散曲、诗、词、曲、札记、杂剧、小令中

不同文学体裁下的茶文化

在元代茶事活动中,各种与茶文化相关的文字词章层出不穷,诸如元散曲、元杂剧、元词、小令、笔记等文献中都有关于茶的记载。

在元代文人所作诗词中,烹茶煮茶比比皆是,似最为常见。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著《饮膳正要》中载,元武宗放鹰捕鹅后“口渴思茶”,普兰奚国公“煎茶以进”。官拜中书省政事、建议忽必烈将蒙古改名为“大元”的刘秉忠曾在《南乡子》一词中感慨游子生涯。词末句“扫地焚香自煮茶”,恰似苏轼“一樽还酹江月”的无奈与洒脱。元四家之一的倪瓒也曾在潇潇夜雨中,煮茶品香:“隐几萧条听坞雨,竹林烟幕煮茶香”。

赵孟頫名作《斗茶图》生动展现了元代斗茶的热络场面。四茶贩或注水冲点,或端杯观望,其旁挑担有圆有方,茶炉、汤瓶、茶壶、茶盏,各类茶具兼有。在几处元代墓葬壁画中,亦有表现备茶点茶之场景:山西省屯留县康庄村2号元墓壁画,绘一侍女正以茶筅击沸,另一侍女持汤瓶候汤;内蒙古赤峰沙子山2号元墓壁画,绘仆从以汤瓶将水注入盏中,另一侍者手执茶筅,正于盏中击沸,一梳髻女子在前景桌旁拨动炭火烧水。古人事死如事生之理念下,墓葬中绘制点茶情境,当为墓主人极其珍视、不可或缺的生活片段,亦是墓主人品味、生活品质,乃至身份地位的象征。茶既是在世者的享受,亦承载着墓主人对身后生活的热盼。

如王祯所写,饼茶曾进贡元代宫廷。赵孟熧《御园茶记》中记载了至元六年(1279)进献福建石乳团茶至元代宫廷。“石乳”为饼茶的一种,饮用方式类同点茶。曾被召为翰林待制的杜本也在诗中写道,“好将龙凤饼,裹以玉雪囊。特之献天子,补益未可量”。诗中虽难以看出杜本是否真的进贡了饼茶,但从他的推测中,不难看出元代帝王与宋代一样,皆好龙凤团茶。

政治家耶律楚材似曾将饼茶赠予西域蒲华城的蒲察元帅,载于其诗作《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》中。蒲华城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,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至此。据诗中所述,耶律楚材曾将饼茶作为给异域将军的见面礼,级别当不及贡茶,但亦有国礼性质。此外也有“小饼茶”供非皇亲贵族享用。如周权诗中曾写,“团香小饼分僧供,折足寒铛对客烹”。此处的“小饼”似曾为供养僧人之用,也非寻常百姓所能品饮

散茶中较为著名者有范殿帅茶,为两浙大都督范文虎在浙江慈溪设茶局所制贡茶。产自江苏的紫笋茶亦是贡茶之一。诗人笔下还可以读到“武夷茶”,有“仙人应爱武夷茶,旋汲新泉煮嫩芽”之语。

元人品茶亦颇考究,自煮茶之水便得窥一二。《农书》中言烹茶当用活水,并给出了水质的排序:山泉水为上,江水次之,井水为下。但万事皆不绝对,排名最后的井水也有口感惊艳者。当普兰奚国公为元武宗备茶时,国公亲自到各个井选水,只有一口井的水清甘。以之煎茶奉元武宗,皇帝颇为欣喜,命在井上盖亭,其旁建观音堂,并让每天必须来这里取水给皇帝饮用,“所造汤茶比诸水殊胜”。此外,不少元诗中都提到了以雪水煮茶,如刘敏中书“旋扫太初岩顶雪,细烹阳羡贡余茶”。号称“天下第二泉”的惠山泉也时为元人烹茶所用,赵孟頫便在《留题惠山》中言,“南朝古寺惠山前,裹茗来寻第二泉”。柯九思更将泉水、雪水共用,“汲得泉归和雪煮,地炉茶熟带清香”。泉水、江水、井水、雪水,元代如此前的每一代爱茶人一样,广泛而细腻地品评着天地间的种种恩赐,打造出最可心的一口茶。

忽思慧著《饮膳正要》

饮茶方法虽与宋朝同为煎煮、点沸,但所煮所点的内容,却时有不同。同样是煮茶,刘敏中在《浣溪沙》中记录了一种方法,所烹为阳羡茶,方法是“取太初岩顶雪,和以山西羊酥,以石灶活火烹之”。再以《饮膳正要》记载的几类“茶”为例。有在末茶的基础上,加“酥油同搅,沸汤点之”,名曰“酥签”。亦有将紫笋芽茶与苏门炒米各五十斤拌匀,入玉磨内碾磨成茶(名曰“玉磨茶”),再与“头面酥油同搅成膏,沸汤点之”。茶、米、酥油混合,名曰“兰膏”。

茶的“烹调”方式也有别致之处。元人会“用铁锅烧赤,以马思哥油、牛奶子、茶芽同炒”,名曰“炒茶”。

此外,元代文献中记载的各类茶,有些并非惯常狭义所指的“茶”。如《饮膳正要》及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中被列入诸般茶品的“孩儿茶”,据陈高华考证是“海外出产的一种药物,元代前期即已传入中国,元代常以此物和其他香料碾细混合加工成块状,用来含嚼,有生津醒酒的功效,颇为流行”。或许正是蒙元时期广泛的地域、文化流动交流,造就了诸如“孩儿茶”之类流入中原。其非我们今日所言狭义的“茶”,但在元代人的概念中,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茶品。(花茶)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《陆羽烹茶图》局部

品饮方式沿袭宋朝,茶具也相承袭。煮茶之器下设风炉,用以生火,亦名“茶炉”、“茶灶”、“竹炉”,有诗云“笔床茶灶总相随”,可知茶灶有类似笔床之文房意味,清新雅然;炉上设煮茶器,名“铛”、“鼎”、“石鼎”等等,诗中多有吟诵,如“茶铛煮瀑共谈诗”、“茶鼎夜烹千古雪”、“石鼎煎茶气味新”,当为煮茶佳器。前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陆羽烹茶图》中,绘童子面前置一鼎式茶炉,上置类似茶釜的烧器,当为煮茶标配之一。

山西大同齿轮厂1号元墓壁画 局部

《农书》中还提及了茶饼所需解茶的用具:“纸里槌碎用茶铃,微炙,旋入碾罗。茶铃屈金铁为之,砧用石,椎用木”。此外,在元代将“茶”之概念拓展延伸的语境下,茶具的范畴似乎也该随之扩大。“炒茶”所用的“铁锅”是否也可暂且纳入“茶具”一类?

2.1 元杂剧中的茶文化

元杂剧是元代民间艺术,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,其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、直白流畅,文风幽默、逗趣、俏皮,它的主题主要是源于生活、揭示生活内涵,反映人情事态、揭示社会矛盾。作为元代民俗文学的代表,其中也有与茶事相关的民俗文化,主要以马致远、王实甫为代表。

作为元曲“四大家”的马致远,在其杂剧中肯定少不了对茶事的相关记载。

《青衫泪》中正旦唱:

“遮莫他耳听春雷,

茶吐枪旗,

着那厢赶到五岭三湘建溪,

千相思九万里”。

《陈博高卧》中色旦唱:

“我与先生奉一杯茶,

先生试尝这茶如何?”

正宋云:“是好茶也。”

唱:“这茶呵,采的一旗半枪,来从五岭三湘,注一瓯瑞雪春,生两腋松风响。润不得七碗枯肠,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,谁信你卢仝健忘”。第一则杂剧体现了以茶寄相思,以茶表相思之情。

第二则除了客来奉茶外,还表述了元代产茶的地区,如文中提到的产茶之地有三湘、五岭、建溪等[1],这其中也体现了马致远借用杜康、卢仝七碗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饮茶情思。

戏曲作家王实甫亦有茶事记载.其《丽堂春》绵搭絮唱:“也无那采薪的樵子,耕种的农夫,往来的商贾,谈笑的鸿儒,做伴的茶、药、琴、棋、笔、砚、书”。谈笑鸿儒、商贾富人、山间樵夫,每人随身携带茶,随时解渴益思,这些均体现了茶是士、农、工、商各阶层的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

马致远、王实甫作为元代杂曲戏剧的大师,在他们的文章中出现茶事,是再正常不过了,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茶文化在民间发展的状态,几乎遍布各阶层。另外,关于元代茶文学的特征可以从其他诗词、散曲中窥探一二。

2.2 元词、散曲鉴赏

元代诗词虽不如唐宋之盛,但也有其特别之处。在道教、文人墨客的诗词中亦有体现,其特点足以较前代而为之独树一帜、另赋新意。此外,元散曲也有元代诗人避世修行,借茶修心的茶文化。

(1)洪希文茶词

洪希文,元代文人,他的诗词既有古代士子风流雅韵,又有家国情怀,忧国忧民。因此,把他作为元代茶文化的特例在此说明。隐居期间,他也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茶词茶诗歌。

《浣溪沙·试茶》

独坐书斋日正中,

平生三昧试茶功。

起看水火自争雄。

势挟怒涛翻急雪,

韵胜甘露透香风。

晚凉月色照孤松。

《品令·试茶》

旋碾龙团试,

要着盏无留腻。

矞云献瑞,

乳花斗巧,

松风飘沸。

为致中情,

多谢故人千里。

泉香品异。

迥休把寻常比。

啜过惟有,自知不带,人间火气。

心许云谁,太尉党家有妓。

《阮郎归·焙茶》

养茶火候不须忙,

温温深盖藏。

不寒不暖要如常,

酒醒闻箬香。

除冷湿,煦春阳。

茶家方法良。

斯言所可得而详,前头道路长。

这三首词,显露出他对焙茶、试茶、品茶、论茶等技术的熟知,从中可以看出他借茶言志抒情,忘忧解愁的情怀。

(2)道教徒茶词

宋元时期,是道教发展的又一个阶段,道教徒借茶修行、以茶悟道的故事层出不穷,其中以“北七真”之一“丹阳真人—马钰”为代表[4]。其在修道悟道之间也写下不少与茶相关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曲。

《瑞鹧鸪·咏茶》

卢仝七碗已升天,拨雪黄芽傲睡仙。虽是旗枪为绝品,亦凭水火结良缘。 兔毫盏热铺金蕊,蟹眼汤煎泻玉泉。昨日一杯醒宿酒,至今神爽不能言。

《长思仙·茶》

一枪茶。二旗茶。休献机心名利家。无眠为作差。 无为茶。自然茶。天赐休心与道家。无眠功行加

道家思想主张清净无为、道法自然,而茶作为一种自然的饮品,符合道家“修心”以养性的宗旨,是道家的灵丹妙药,饮茶使人清心寡欲,有助于道家的修行。

道家以茶明志,以茶助修行,以期证得长生,同渡太上境界。全真派重阳祖师王喆的《解佩令·茶肆》也是写到茶无绝品,至真为上,轻轻吸来、神清气爽。有助于解新词、伴唱和,该词如下:

茶无绝品,至真为上。相邀命、贵宾来往。盏热瓶煎,水沸时,云翻雪浪。轻轻吸,气清神爽。 卢仝七碗,吃来豁畅。知滋味,赵州和尚。解佩新词,王害风,新成同唱。月明中,四人分朗。

此中境界也许只有元代词人姬翼能够体会,他的《东风第一枝·咏茶》唱“坼封缄、龙团辟破,柏树机关先见。……这一则、全提公案,宜受用,不烦笼劝。涤尘襟、静尽无余,开心月、清凉一片。群魔电扫,莹中外、独露元真。会玉川、携手蓬瀛。留连水晶宫殿。”此曲写出侠士之风,诗话了喝茶者的生活,抒发主人翁在品茶中的去除涤滞,扫荡群魔,神交玉川子卢仝的开心之情,大有卢仝“乘此东风归蓬莱”之风。

张可久,字小山,庆元路(浙江宁波)人.

曾为浙江一小官.一生壮志颇难酬,但其性喜游山玩水、足迹江南,他一生涉茶曲有数十首

其中《人月圆》小令题名《山中何事》,是其寓居西湖时所作,曲词借古叹今,表达自己看破世情、隐居山野的生活态度

词令云:

兴亡千古繁华梦,

诗眼倦天涯。

孔林乔木,吴宫蔓草,楚庙寒鸦。

数间茅舍,藏书万卷,投老村家。

山中何事?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

另一曲《山斋小集》云:

玉笛吹老碧桃花,

石鼎烹来紫笋茶。

山斋看了黄荃画,

茶糜香满芭,

自然不尚奢华。

醉李白名千载,富陶朱能几家?

贫不了诗酒生涯.

从这两首曲子中,我们可以看到,张可久春水煎茶、石鼎烹茶。山中生活,数间茅舍,诗酒书茶,逍遥自在,不尚奢华的自在生活,几乎是在幽闲宁静的环境中煎茶自娱,过得自由自在。

(4)“赠茶”散曲

散曲作为一种文学体裁,在元代极为兴盛风行,因此元代又有茶事散曲的出现,为茶文学增添了新的形式。“雅”趣茶文化,当以李德载的[中吕]《喜春来·赠茶肆》十首为代表,节选其五首,如下:

(其一)

茶烟一缕轻轻飏,

搅动兰膏四座香,

烹煎妙手赛维扬。

非是谎,下马试来尝。

(其二)

黄金碾畔香尘细,

碧玉瓯中白雪飞,

扫醒破闷和脾胃。

风韵美,唤醒睡希夷。

(其三)

蒙山顶上春光早,

扬子江心水味高,

陶家学士更风骚。

应笑倒,销金帐饮羊羔。

(其四)

一瓯佳味侵诗梦,

七碗清香胜碧筒,

竹炉汤沸火初红。

两腋风,人在广寒宫。

(其五)

兔毫盏内新尝罢,

留得余香在齿牙,

一瓶雪水最清佳。

风韵煞,到底属陶家。

这首曲不仅将饮茶的情景、情趣一一道出,也把名人(陶家学士、曹植、楚襄王、卢仝、苏东坡等),名山(蒙山顶等)、名茶(蒙山茶、龙团、金芽等),名水(扬子江),名楼(岳阳楼)一一唱出,词曲虽玲珑短小,却韵味尽出,跃然纸上,仿佛在描绘一幅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风俗画。

外有一首佚名之作

《瑶台第一层·咏茶》

中唱:“一气才交,雷震动一声,吐黄芽。

玉人采得,收归鼎内,制造无差。

铁轮万转,罗撼渐急,千遍无查。

妙如法用,工夫了毕,随处生涯。

堪夸。仙童手巧,泛瓯春雪妙难加。

睡魔赶退,分开道眼,识破浮华。

赵州知味,卢仝达此,总到仙家。

这盏茶。 愿人人早悟,同赴烟霞。”

此曲描述了具有道家特征的隐逸者的生活境界。主人翁在雷雨之后采得黄芽,妙如法用制成好茶,过着简朴实在的生活,远离世俗的纷扰,得到赵州,卢仝般的快乐,大有渊明之风。道家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,从茶中他获得了“睡魔赶退,分开道眼,识破浮华。赵州知味,卢仝达此,总到仙家。”的精神享受,也寄托了他希望人人借茶早悟,同赴“烟霞”之境的道教修仙理想。

由于元代涉及茶文化的诗词甚多,茶文化中的道教思想尤为突出但与其他不同,从上面词曲中可看出,此时的人主要以茶修心,以茶明志,这在元代词曲中,不胜枚举,上述所列仅冰山一角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涉及到茶事的,反映世俗市民茶文化。

2.3 市民文学中的茶文化

元代市民文学中写到贩茶船与茶商的茶事屡见不鲜,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茶叶市场贸易的繁荣,如元代残曲中就有不少,王和卿云:“读书人窘,贩茶客富,爱钱娘严。”关汉卿云:“贩茶客船,做了搬愁旅店。员外心坚,使了贩茶船”。王晔云:“一个将百十引江茶问肯,一个将数十联诗句求亲,心事纷纭。待嫁了茶商,怕误了诗人,只为贪钱,将个婵娟,卖上茶船”。这些“世俗散曲”无不反映在贩茶船与茶商交易茶叶时所发生的实际的民间茶文化[3]。这也是世俗茶文化中的亮点,它们写尽世俗百态、人情世故,令人今日读来仍有意义。

综上所述,元代茶文学特征从元词、散曲中可窥见一二,从市民文学中亦可了解一二。另有一些涉及到婚丧嫁娶、衣食住行的元代茶礼仪,下文述之。

3 礼仪风尚中所涉及的茶文化

茶在元人生活中同唐宋时代一样,在走门串户、文人交流、婚丧嫁娶的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俗、茶礼。元代茶文化这方面的特色在相关文献资料中亦有所记载。

3.1 待客送别

王恽《商鼎歌·序》云:“回视晋楚之富,赵孟之贵,不啻如云烟之过目。遇佳客踵门,焚香煮茗,尽发秘藏为序说家数,评论其优劣,雍容文雅,有都城故家风味,信足称也”[3]。偶遇客人串门,便焚香煮茶待客,历述家数秘藏,这是元代人的待客之道,也是中国人这几千年来的待客之法。

同样还有文人雅士之间的待客之法,如刘辰翁《读易堂记》云:“余去年过大秀,鲁道人闻余至,穿林取疾,延客坐堂上,拾炭煮泉焚香供茗,语小渴复供,阅春雨数品。明日从余郁木欲攀萝径,或曰:雪未消,且住此两日半,共一卦气至今,再卜其胜,亦不可得。日异庵道人至,问:鲁叟何如?曰:日健饭喜茗如昨。余曰:是真能读《易》者!坐久,复听泉声琅然”[3],笔记中描写了春至雪未消融,细雨中汲水煮茗,与老叟“春寒料峭话春茶,顺口便把《易经》说”乐趣之事。

元代客来敬茶,自然是毋庸置疑,而耶律楚材的一句“清茶佳果饯行路,远胜浊酒烹驼蹄。”则将茶的功用扩展至了送别饯行。

3.2 祭祀怀人

茶也用于祭祀之礼,如王恽《为姓氏告亡妻文》云:“维丁亥岁六月十八日丁丑,夫恽谨以茶果之奠,告于夫人之灵”[3]以茶果祭告亡妻。此外,在他的《祭靖应真人姜公文》中也记载了用茶果祭祀好友的事件“大元国至元十一年,岁在甲戌,二月戊申朔,十有二日己未,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王某,谨以茗果之奠,设祭于祭靖应真人姜公之灵”[3]。

其次,还有元·释大䜣的《蒲室集》卷十三《祭照元晦文》云:“延祐六年八月三日,元晦照公书记示寂于湖之余庆庵,越八日讣至。明日,南山友人四明觉恩、建安自如、豫章大䜣等,具汤茗时羞之奠,为文而祭之”。岳伯川的《吕洞宾度铁拐李岳》云:“我和你十七八,共枕同眠二十载,儿女姻缘,一脚儿地,停尸在眼前,则落得酒茶浇奠”[3]。以上所列,有祭茶怀友、祭茶思妻之事,均是把茶皆作为祭祀怀人之用。

从上述文献资料中可知,茶已成为元代人生活中或不可缺的一部分,已融入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。较之唐宋,更为突显的是茶具有精神寄托和祭祀先人、缅怀先人和逝去好友的意义。

4 有名无实的茶马贸易

元朝统治疆域极广,是一个地跨亚欧的大帝国,元朝统一中国以后,蒙古高原、大江南北,进入版图。蒙古人是游牧民族,在他们的根据地优良马匹成群。换而言之,元朝本身已保有优良的马匹,不必求于藏族。

因此到了元朝,由政府控制的茶叶互市较前代少。但是,由于藏族始终需茶,同时为了收税和对藏族进行牵制,元朝业不放弃对茶叶买卖的控制。

至元五年(1268年),元朝开始在成都征茶税,据《文献通考》所载,元世祖至元五年,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,私自采卖者其罪于私盐同。

至元六年七月,立西蜀四川盐榷茶场使司。至元十三年,恢复南宋的茶引制,且分“长引”和“短引”两种。至元十四年,设置榷茶场,与吐蕃贸易。

另据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载:“设置榷场于碉门、黎州与吐蕃贸易”。碉门、黎州均在今四川境内,据吕老维新考证,这里的贸易指的是“以货换货”,即是指将中原地区的物质与西藏地区的物质交换的一种方式。

另外,元朝在吐蕃地区分别设官治理,没有必要像宋朝那样用茶叶来羁縻吐蕃的策略,它只重视征收茶税,使得以茶换马的贸易不再重现。这相较于其他朝代繁荣的茶马贸易情况,不失为元代茶马制度文化的一大特点。

这实际上是指茶马贸易制度处于“徒有其名,却无大用”的状态,也就是说此时的茶马互市制度有名而无实,停滞且不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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